INITIATOR
发起人
赵鹏博 · 公民秩序主义路线发起人
我叫赵鹏博。
公民秩序主义最初由我提出，也是由我决定把它从一套个人政治判断，逐步变成一条公开的政治路线和一个正在筹备中的正式组织。
我不准备在这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没有野心的人。
恰恰相反，我一直希望做成一件足够重要、能够真正改变一些事情的事业。
但政治与个人事业不同。
一个人可以有野心，一条政治路线却不能只服务于一个人的野心。
所以，当我决定发起公民秩序主义之后，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
为什么别人应该相信我？
我的答案不是要求任何人相信我的人格，也不是要求任何人相信我的承诺。
而是把路线、组织、边界以及未来的权力安排逐步公开，让它们接受检验。
01 / 为什么发起
为什么发起这条路线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准备从事政治。
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很多普通年轻人一样，考虑的是工作、收入、事业以及自己的生活。后来我离开中国，在加拿大重新开始生活。
真正改变我的，是我对中国未来作出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判断：
中共体制已经失去通过自身调整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能力。它的崩解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什么方式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这是公民秩序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判断之一。
但作出这个判断并不困难。
真正困难的问题是：
既然我们认为旧秩序最终无法维持，那么今天应该做什么？
我的答案不是等待。
更不是等到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之后，再临时寻找组织、寻找方案、寻找能够彼此信任的人。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才开始准备，已经太晚了。
公民秩序主义选择的是另一条路：
提前进入历史进程，主动建设能够推动并承接未来政治变化的力量。
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研究制度方案、建立组织、训练人员、积累政治信誉，并逐步与包括体制内专业人员在内的不同群体建立沟通与信任。
我们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在旧秩序结束以后“接手”。
承接本身就是推动转轨的一部分。
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变化之后只有未知、混乱和清算，那么所有人的本能都会是阻止变化。
但如果另一条道路已经提前存在，如果制度方案已经存在、组织已经存在、沟通渠道已经存在、不同群体之间已经开始形成最低程度的信任，那么政治变化面对的环境就会不同。
所以我们不是等待历史给出一个机会，再决定怎么办。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一条和平、有序、能够承接国家运行的政治道路提前成为现实选项。
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政治转折发生在哪一天。
但我们可以决定，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究竟准备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是我发起公民秩序主义的原因。
02 / 路线边界
中国决不能以革命和政治清算的方式完成转轨
在这条路线里，有一个原则不存在模糊空间：
中国决不能以革命和政治清算的方式展开政治转轨。
这不是一句为了显得温和而说的话。
也不是政治策略上的临时妥协。
这是公民秩序主义的路线边界。
中国经历过太多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社会创伤。
无论站在哪一种政治立场上，我们都不应该再把未来建立在重新划分敌我、重新发动报复、重新让一部分中国人清算另一部分中国人的基础之上。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能再次上演。
政治转轨的意义，不是给下一轮政治斗争寻找一个开始的理由。
而应该是给长期的政治循环寻找一个结束的方法。
我们希望改变制度。
但不能为了改变制度，把国家一起砸碎。
我们希望追究责任。
但责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具体的证据，并最终交给法律和正当程序。
我们希望旧的政治秩序结束。
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人在旧秩序结束以后，又因为身份、单位、经历和政治标签，被重新划分成胜利者与失败者。
不清算，不等于不追责。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具体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处理。
但一个人在政府工作过、在国企工作过，是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工程师或者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能成为被惩罚的理由。
政治责任必须具体。
刑事责任必须具体。
证据必须具体。
程序必须公开。
身份本身不能成为罪名。
03 / 国家连续
国家不能被清空重写
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转轨真正困难的，从来不只是旧制度如何退出。
更困难的是：
第二天早晨，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医院要继续运转。
养老金要继续发放。
银行系统不能停摆。
地方政府必须继续提供公共服务。
警察、消防、交通、电力和基层行政仍然需要工作。
企业合同仍然需要执行。
孩子第二天仍然需要上学。
普通人仍然要上班、生活、养家。
这些事情不会因为政治制度发生变化而暂停。
所以我们反对一种看似痛快、实际上代价巨大的政治想象：
先把旧的一切砸碎，再重新开始。
国家不是一张可以清空重写的纸。
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仍然承担公共职能的行政体系、专业人员、基础设施和社会运行能力，应当尽可能保持连续。
我们要改变的是权力产生、运行和受到约束的方式。
不是把整个国家机器砸烂之后，从废墟上重新开始。
04 / 主动创造条件
和平不是等待，而是主动创造条件
反对革命，不意味着等待。
反对清算，也不意味着维持现状。
恰恰相反。
和平转轨本身需要被主动推动。
如果不同群体都相信政治变化意味着自己的毁灭，那么每个人最理性的选择都会变成拼命阻止变化。
尤其对于庞大的官僚和专业体系而言，如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未来只有：
旧制度继续存在，他们才能安全；
旧制度结束，他们就要面对清算；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逼迫整个体系与旧制度捆绑到底。
这不是我们希望创造的政治条件。
我们要做的是提前建立另一种预期：
制度可以改变，国家不必崩溃。
政治权力可以更替，行政体系不必被摧毁。
具体责任可以依法追究，但不能演变成群体报复。
过去可以结束，而绝大多数人仍然可以拥有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公民秩序主义要提前沟通、提前组织、提前准备制度方案，也要提前建立政治信誉。
我们不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再去“接手”。
承接本身，就是推动和平转轨的一部分。
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政治变化不意味着失去一切，当社会知道国家仍然可以连续运行，当不同群体开始相信未来存在一条不需要通过大规模冲突才能抵达的道路，政治变化所面对的阻力本身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沟通不是软弱。
协商不是退让。
给不同群体明确的未来预期，也不是对旧制度的妥协。
这是和平政治转轨本身的基础设施。
05 / 结束循环
我们要结束的，不只是一个旧制度
如果未来只是换一批人掌握权力，然后重新寻找敌人、重新发动清算、重新要求整个社会选边站，那么即使政治名称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没有真正完成转轨。
因为旧的政治逻辑仍然活着。
只不过昨天负责清算的人，变成了今天被清算的人。
今天取得胜利的人，又可能成为下一轮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如此循环下去，中国永远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所以我们真正希望结束的是这种循环本身：
胜利者清算失败者，失败者等待下一次翻盘，然后再清算胜利者。
政治转轨真正应该建立的，是另一套规则：
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因为取得权力，就自动获得无限处置政治失败者的权利。
没有任何群体因为站在所谓“正确的一边”，就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资格。
政治竞争最终必须回到制度。
责任最终必须回到法律。
权力最终必须受到规则约束。
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应该留下的，不应该是另一份需要下一代继续偿还的政治旧账。
而应该是：
到我们这里为止。
不再革命。
不再进行群体性政治清算。
不再因为政治立场把中国人重新划成必须彼此消灭的两边。
让具体的人，为具体的行为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
让绝大多数普通人继续生活。
让国家继续运行。
让政治回到制度。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能再次上演。
这不是软弱。
这是我们希望给未来中国划下的一条边界。
06 / 野心与约束
我承认自己的野心
我也没有必要回避自己的野心。
如果这条路线最终能够影响中国未来，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历史记住。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推动一次和平的政治转轨，让中国避免本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冲突和失序，我也会认为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
假装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欲望，并不会让我显得更加可信。
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
一个政治发起人有没有野心。
而是：
他的野心最终受到什么约束。
一个人的野心如果只能通过无限延长自己的权力来实现，那么这种野心最终只会制造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是建立一套最终不再需要自己的制度，那么个人目标与制度目标之间并不必然冲突。
因此，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接受一个原则：
个人可以推动制度建立，但不能让制度最终依赖个人存在。
公民秩序主义如果有一天真正进入中国政治转轨进程，它最终要证明的不是赵鹏博有多重要。
恰恰相反。
它最终必须证明：
即使没有赵鹏博，新制度依然能够继续运行。
07 / 权力的终点
权力必须有终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计政治过渡方案的时候，把过渡机构本身的退出写进制度安排。
过渡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权力中心。
它是一项有明确任务，也必须拥有明确终点的政治安排。
过渡时期需要完成的是维持国家运行、推动制度建设、恢复正常政治秩序，并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运行条件。
当这些任务完成之后，临时过渡机构就必须结束自己的使命。
权力、文件、档案以及制度责任，应当移交给正式制度。
对我本人而言，这种约束应该更加严格。
如果未来我承担过渡时期的最高政治责任，那么在过渡结束以后，我不应该继续寻求中央政治权力。
因为一个负责建立新规则的人，如果同时为自己预留永久留在最高权力中心的位置，那么社会就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
他究竟是在建立制度，还是在为自己建立新的权力。
所以我的选择很明确：
推动新制度诞生的人，不应该把新制度变成自己的永久位置。
如果有一天真的走到那里，我希望自己的政治任务有一个清楚的结束：
完成承接。
完成过渡。
完成制度建设。
然后离开中央政治权力。
这是我愿意提前公开接受的政治边界。
08 / 为什么现在公开
为什么现在就公开这些
因为政治信誉不能等到拥有权力之后再建立。
今天没有权力的时候，说什么都容易。
真正有意义的是：
在一切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把未来约束自己的规则写下来。
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回来检查：
我们今天说过什么。
未来做到了什么。
哪些承诺兑现了。
哪些承诺没有兑现。
政治组织不能要求社会先给予无限信任，然后再决定自己如何使用这种信任。
顺序应该反过来：
先公开路线。
先公开边界。
先接受检验。
然后一点一点获得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公民秩序主义正在逐步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制度方案、组织状态以及发展过程公开。
不是因为公开本身能够证明我们永远正确。
而是因为：
一个希望未来承担政治责任的组织，今天就应该习惯被检查、被质疑、被要求解释。
09 / 不是一个人的事业
我希望建立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业
公民秩序主义最初可以由一个人发起。
但它不能永远属于一个人。
随着组织逐步形成，它需要董事、研究人员、志愿者、专业人士以及不同领域的参与者。
这些人不应该因为忠于赵鹏博而加入。
他们应该因为认可一套原则、一条路线和一种政治方法而参与。
组织内部最终建立的也不能是：
谁距离发起人更近，谁拥有更大的权力。
真正能够长期存在的政治组织，只能把权力建立在明确的职责、程序和制度之上。
同样，我也不希望未来别人评价这个项目时只说：
“这是赵鹏博的组织。”
真正成熟的那一天应该是：
即使人们对我本人评价不同，仍然可以讨论和检验其中的制度设计；
即使未来换了一代人，这个组织仍然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即使发起人退出，它仍然能够按照规则继续运行。
如果最终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无论这个组织曾经拥有多少影响力，它都不能算真正完成了自己的制度目标。
个人负责把事情开始。
组织负责把事情做成。
制度负责让事情继续。
这就是我发起公民秩序主义的原因。
也是我愿意提前接受的约束。
—— 赵鹏博
公民秩序主义路线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