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年的蒋介石,面对的是一道难以两全的选择题

193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局面?

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内有军阀派系勾心斗角,国民政府对全国的控制远谈不上牢固,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政府长期对抗。

蒋介石面对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几个互相牵制、短期内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日本已经是成熟的工业国家,中国却仍然是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家。

双方的工业能力、军事装备、经济基础存在巨大差距。

抵抗日本侵略,不是一两场战役就能解决的事情。

但内部问题同样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

于是,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从未抵抗日本侵略,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战略排序:在外部威胁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优先考虑内部政治军事力量的整合。

问题就在这里。

集中力量处理内部问题,对外部侵略的应对就会受到制约;集中力量全面抗战,内部整合又可能被迫让位。

两件事都重要,两件事又都需要大量资源。

蒋介石的问题,不是知道不知道日本侵略的严重性,而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同时解决所有问题。

当一个政治组织面对的危机超过自身能够处理的范围,领导人就不得不决定:什么事情必须优先处理,什么事情只能暂时搁置。

二、1947年的毛泽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兵力装备上占据明显优势。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很直接。

守住延安,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兵力进行阵地防御,承担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

主动撤离,意味着放弃经营多年的政治军事中心,承受相应的政治影响。

两样东西都重要,但当时未必能够同时保住。

毛泽东选择了撤离。

1947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部队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这场战略取舍,可以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概括: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地盘丢了,只要人还在、组织还在、主力还在,就还有机会打回来。

但如果为了守住地盘,把主力打光了,最后连地盘也守不住。

毛泽东不是不想守住延安,而是守住延安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打败国民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保存实力、实行运动战却是眼下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了后者。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谁的战略更高明,而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现实:

一个组织面对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的危机时,首先要决定的往往不是怎样取得最终胜利,而是眼下必须保住什么。

三、今天的习近平,面对的是另一道选择题

今天的中国没有遭受日本式的全面军事侵略,中共也没有面临1947年那样的国内战争。

但如果从组织面对危机时如何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同样面临战略优先顺序的问题。

区别在于,这一次摆在面前的不是土地和军队,也不是对外战争和内部整合。

而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

政治权力,是中共已经掌握的东西。

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建设,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持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建立了覆盖党政机关、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社会的庞大组织体系。

干部任免、政治纪律、纪检监察、行政权力,都掌握在现有政治体系之内。

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并不是中共需要重新争取的东西。

它已经拥有这套权力体系。

中共今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继续维持它。

但经济发展不一样。

政治权力可以通过既有组织体系维持,经济增长却不是中共中央下几道命令就能实现的。

四、经济问题,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中央政府决定建几个工厂、修几条铁路、投资几个项目,就能够决定整体经济增长的阶段。

经济运行涉及企业、居民、金融机构、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和全球资本流动。

企业愿不愿意投资,不是开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就能决定的。

老百姓愿不愿意消费,不是发一个促进消费的文件就能解决的。

房地产市场能不能恢复,不是强调几次稳定房地产市场就一定能够实现的。

外国资本愿不愿意投资中国,海外消费者愿不愿意购买中国产品,更不是中共中央能够单方面决定的。

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市场。

外部需求、技术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贸易政策和全球供应链变化,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

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中共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

这意味着什么?

中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经济政策,却不能决定这些政策一定取得什么结果。

政治纪律可以通过组织手段加强,经济信心却无法通过组织纪律强制恢复。

干部可以被要求表态,企业家却不能被要求必须扩大投资。

地方政府可以被要求完成任务,市场却不会因为政治任务而自动增加需求。

这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区别。

一个主要依靠组织控制,另一个必须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实际回应。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可以是管理衰退

有人可能会说,中共从来没有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句话没有错。

问题是:

谁规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一定意味着经济必须持续高速增长?

经济建设可以是进取的,也可以是防守的。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政府可以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扩大投资、增加就业。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政府同样需要管理经济。

地方政府要发工资。

医院、学校需要维持运转。

养老金需要按时支付。

金融机构不能大面积出问题。

地方债务需要处理。

失业问题需要控制。

房地产风险需要防范。

社会基本生产、流通、消费秩序需要维持。

这些是不是经济工作?

当然是。

这些是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样是。

但这两种经济工作的目标已经不同。

过去是争取更快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扩大经济增量。

现在则可能越来越重视维持基本运转、控制风险、避免经济失序。

一个是进取型经济建设,一个是防守型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可以是管理增长,也可以是管理衰退。

而且,这种变化根本不需要修改任何政治口号。

原来的文件可以继续发,原来的会议可以继续开,经济工作仍然可以放在重要位置。

只不过实际投入的资源、考核的重点、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

这才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六、局部产业的突破,扭转不了整体资源消耗的规律

1944年12月,纳粹德国在西线发动阿登反击战。

当时德国已经在东西两线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石油供应紧张,兵员补充困难,战争资源不断消耗。

但德国仍然集中宝贵的兵力、坦克和燃料,试图通过一次大规模反击改变西线局势。

巴斯托涅就是这场战役中的重要战场。

德军最终没有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但即便德军拿下巴斯托涅,也不意味着德国的石油问题解决了、工业能力恢复了、兵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了。

局部战役能够改变局部局势,却未必能够扭转整体战略困境。

更重要的是,发动一场战役本身就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阿登反击战没有耗尽德国所有的战争资源,但确实消耗了当时已经难以迅速补充的军事力量。

判断一场战役的意义,不能只看取得多少成果,还要看为了取得这些成果消耗了什么,以及损失能否得到补充。

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于观察中国经济。

新能源汽车发展了,芯片技术进步了,工业机器人产量增加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进展。

但问题是,发展这些产业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和长期投资。

取得突破以后,它们又能为整个经济体系创造多少就业、利润、税收和持续增长?

某个产业发展迅速,不等于其他产业的问题就自动解决。

某个技术取得突破,不等于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和社会保障的长期压力就会消失。

所以,判断一个经济体系的真实状况,不能只看它在某几个领域取得了多少成绩。

还要看它为这些成绩付出了多少成本,取得的收益能否覆盖投入,以及整个经济体系是否仍然具备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局部产业能够不断取得突破,整个经济体系却仍然可能面临增长放缓、资源配置和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真正重要的不是还能打赢多少场局部战役,而是打完这些战役以后,整个体系还有多少资源可以支配,又有多少资源能够重新创造出来。

七、债务、人口、社保与经济:已经摆在桌面上的账本

谈中国经济,不能只看GDP。

还要看看整个国家需要承担多少长期义务。

先看债务。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中央国债余额约41.23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约54.82万亿元。

两者合计约96.05万亿元。

这还没有把所有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其他或有负债简单算进去。

债务并不天然意味着财政危机。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税收、债务置换和调整期限来管理债务。

但偿债责任是真实存在的。

过去借下的钱,需要持续支付利息,到期还需要偿还或者再融资。

而债务置换虽然能够减轻短期偿付压力,却不会凭空创造财富。

再看人口。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自然减少339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约3.23亿。

人口减少本身不是经济崩溃的证明,但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需要持续承担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责任。

退休人员不会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就不再需要养老金。

病人不会因为财政收入下降,就不再需要医疗服务。

再看社会保障。

202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支出约11.07万亿元,财政补贴收入约2.87万亿元。

同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约3.01万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医保基金属于社会保险体系的一部分,不能把上述支出简单相加,更不能将它们全部当成财政赤字。

事实上,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和基本医保基金当年总体仍有结余。

但问题依然存在:

社会保障的长期支付义务,不会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自动减少。

最后再看投资。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2022年到2025年连续四个完整年度下降。

2026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同比下降21.6%。

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8.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1.4%。

即使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下降5.1%。

这说明投资收缩已经不能完全用房地产一个行业来解释。

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中国经济正在面对的长期资源压力:

一边需要偿还过去的债务,一边需要承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保障责任。

一边需要处理房地产和传统投资领域的调整,一边又需要持续投入新产业、新技术。

新增长需要资源,旧问题同样需要资源。

这才是判断经济发展能力时不能回避的基本账本。

八、GDP增长5%,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

2025年,中国GDP实际增长5%。

但同一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7%。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债务付息支出达到约1.35万亿元,同比增长4.8%。

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继续下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经济总量可以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却不一定同步增加。

GDP增长,不等于政府手里就有了相同比例的新增可支配资金。

工厂增加了产量,不等于地方政府一定获得足够的新税源。

新的产业创造了产值,也不等于过去积累的债务和利息就会自动消失。

按2025年初步核算与2024年最终核实数据计算,中国名义GDP增加约5.38万亿元,高于一般公共预算列支的政府债务利息。

所以不能简单说新增GDP连政府利息都不够支付。GDP增量本身也不是能够直接拿来偿债的现金收入。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GDP增加了约5.38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反而减少。

与此同时,政府债务付息和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仍然需要承担。

这才是5%增长率背后值得研究的财政问题。

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少转化成了新的财政收入?

扣除维持公共服务、支付债务利息和承担长期保障责任所需的资金之后,政府还能拿出多少资源进行新的发展?

如果经济继续增长,财政可支配空间却持续受到挤压,那么经济增长率本身就不足以完整反映政府的财政处境。

对于一个已经积累大量债务、人口正在老龄化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不是只要有就够了。

还要看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收益分配。

真正重要的是,新增经济活动能够创造多少可持续收入,又有多少资源必须用于处理过去留下的问题。

九、习近平需要优先维持的,是现有政治组织体系

现在再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

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和内部整合,必须安排战略优先次序。

毛泽东面对延安的军事危机,选择保存主力和组织,而不是死守一座城市。

今天的习近平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但同样存在目标之间的取舍。

中共已经拥有政治权力。

但经济增长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东西。

在债务、人口、社会保障和投资压力并存的情况下,经济政策需要长期调整。

即便今天采取有效政策,也不意味着明天经济就能迅速恢复。

更何况经济增长受到国内外许多因素制约,很多结果无法事先保证。

但政治权力、组织纪律、干部管理和行政控制不同。

这些都有既有的制度工具可以使用。

干部不执行,可以问责。

组织纪律松弛,可以整顿。

行政体系出现问题,可以调整人事、加强检查和监督。

这些办法未必能够解决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但在政治控制层面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

因此,我对习近平时代政治经济关系的判断是:

中共仍然会抓经济,但会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底线;仍然会要求发展,但不会轻易为了发展调整政治控制的基本结构。

政治工作继续围绕集中统一领导、组织纪律、干部管理和政治安全展开。

经济工作则可能越来越多地落在稳定就业、维持财政运转、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基本社会秩序上。

对于中共而言,维持经济基本运行同样具有政治意义。

因为行政体系需要财政支持,公共服务需要持续运转,社会稳定也离不开就业和收入。

这意味着,政治安全与经济治理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

经济治理可以服务于政治稳定。

而经济增长,也可以从需要不断追求的目标,逐渐转变为必须在政治控制边界之内争取的结果。

十、结论:经济建设可以继续,政治选择未必改变

当年的蒋介石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整合的问题。

1947年的毛泽东面对保存延安还是保存主力的问题。

今天的习近平面对的,则是如何在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直接控制、长期财政和社会保障责任持续存在的条件下,继续维持现有政治权力体系。

三个时代,三种局面,不能简单等同。

但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组织问题:

当一个政治组织无法同时实现所有目标时,它必须决定什么可以承担损失,什么必须优先保住。

中共已经掌握政治权力。

经济增长却不是它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的东西。

政治权力可以依靠现有组织体系进行维护,经济增长却需要市场、资本、技术、信心以及国际环境共同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需要处理的长期义务并不会因为几个战略产业取得突破就自动消失。

债务需要偿还。

养老金需要支付。

医疗保障需要维持。

地方财政需要运转。

传统产业调整需要时间。

新的产业发展同样需要不断投入资源。

因此,我的判断是,中共会继续强调经济建设,但政治控制将持续构成经济政策的重要边界。

经济增长能争取就争取。

经济风险能控制就控制。

经济困难需要长期消化,就维持基本运行秩序。

但现有政治权力体系不会轻易为了经济增长而主动让步。

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经济治理不能只看增长目标和政策口号,还要看财政资源究竟用于创造新的发展空间,还是用于维持既有秩序;看政策究竟是在鼓励社会创造财富,还是主要围绕防范风险展开。

一个国家可以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不再把追求更高增长作为所有政策取舍的首要标准。

这才是我认为习近平时代值得关注的政治经济变化。

不是不发展经济。

不是不要经济增长。

而是当政治控制与经济增长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政治控制;当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掌控时,更多地把经济作为需要维持秩序、控制风险的领域。

过去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想办法把蛋糕做大。

未来的经济建设,可能越来越多地变成如何保证现有的蛋糕还能维持基本运转。

政治权力要保住,经济秩序不能乱。至于经济还能不能重新高速增长,那已经不是单靠政治命令就能决定的事情。

主要数据与史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