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官场文革”，并不是说今天正在重复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借用这一历史概念描述一种政治机制：当经济增长无法继续吸收矛盾、历史责任开始集中结算，而权力体系又缺乏稳定的外部制约时，内部监督、追责与官僚自保可能相互强化，最终形成持续性的内部整肃与责任循环。

中共历史上不是没有针对自身官僚体系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为什么发生，可以列出很多原因：经济困难、政治路线冲突、意识形态、外交环境、高层权力斗争。今天重新争论究竟是哪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文革，已经不是本文的重点。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会突然开始大规模清理自己？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

但如果把文革完全解释成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场最高层发动的政治运动能够迅速席卷整个政治体系。真正危险的，从来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体系在什么条件下，会开始失去内部安全感。

一、真正会重复的不是历史，而是政治机制

文革爆发以前，中共缺乏独立于最高权力之外的稳定制约机制。与此同时，高层政治分歧不断扩大，政治路线、个人安全和权力斗争逐渐纠缠在一起。当权力缺乏稳定边界，而政治参与者又无法确定自身安全时，政治竞争就很容易从：谁来解决问题，变成：谁先解决对方。1966年以后，原有政治平衡被打破。群众被发动起来，原有党政体系受到猛烈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取得巨大政治权力。〔6〕

原本主要存在于党内的政治斗争，由此扩散成为席卷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国家和社会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从权力结构本身观察，另一个结果同样非常清楚：原有干部体系遭到冲击，既有政治关系被打碎，权力重新洗牌。所以今天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1966年会不会原样重演。不会。今天没有红卫兵，没有全国性的造反组织，没有群众夺权，也没有大规模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历史不会机械重复。

真正可能重复的，是政治机制。

二、今天不是第二次1966，但官场进入了另一种整肃周期

今天的政治整肃与文革存在一个根本区别：政治压力被尽可能限制在官僚体系内部。纪委、监委、巡视、审计、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以及司法程序，共同构成了一套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监督和惩戒体系。它不是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但它的覆盖规模已经不能忽略。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收信访举报416.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3万件，立案101.2万件，处分98.3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厅局级干部5016人、县处级干部4.1万人、乡科级干部13.7万人。

全年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达到198.4万人次，其中第二种形态81.7万人次、第三种形态9.4万人次、第四种形态8.6万人次。〔1〕这已经不是抓几个“大老虎”。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监督、调查、处分和责任追究已经深入整个官僚体系。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官场“文革”。这里的“文革”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等号。它描述的是一种内部政治状态：

当一个官僚体系开始长期处于高强度监督、追责和政治安全压力之下，干部行为的首要逻辑就可能逐渐从“如何把事情做好”，转向“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责任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很少再出现文革式政治运动？

答案并不复杂。有钱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持续数十年的经济扩张周期。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中共内部解决政治矛盾的方式。有职位，可以安排。有项目，可以交换。有土地，可以开发。有预算，可以分配。有市场，可以赚钱。有增长，可以等待。只要所有人相信明年的蛋糕比今年更大，很多矛盾就没有必要发展到你死我活。因此，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内部长期稳定，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

增长本身，就是政治体系的润滑剂。一个政治体系维持内部稳定，从来不只是依靠强制。同样重要的是：钱从哪里来，钱给谁，利益怎么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中共官僚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在增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官僚体系。地方习惯了土地升值。部门习惯了预算扩张。企业习惯了市场增长。干部习惯了晋升。地方政府习惯了通过投资、土地、融资和未来收入处理今天的问题。于是大量矛盾不需要立即解决。

因为增长可以继续向后推迟结算。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政治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事实：

增长，是最大的延期付款机制。

四、增长时代可以延期问题，存量时代必须结账

现在这个前提已经发生变化。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2788亿元，同比下降17.2%；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0.4%；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8.7%，销售额下降12.6%。房地产开发企业当年到位资金也下降13.4%。〔2〕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房地产连接着土地财政、地方投资、城投融资、银行信用、居民财富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

房地产发生结构性调整以后，过去很多依靠未来增长解决的问题，就必须重新面对。债务尤其如此。截至2025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548230.82亿元，也就是约54.82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7.51万亿元，专项债务37.31万亿元。这一余额包含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不等于地方全部广义债务。〔3〕

与此同时，2025年安排了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截至当年上半年，各地已经发行相关置换债券1.8万亿元；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全年执行情况，2025年这2万亿元置换债券已全部发行完毕。〔4〕这些数据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过去的账，正在进入结算期。于是官场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

过去的旧账谁来背，今天的新债谁来处理？

五、旧账没有处理完，新债已经来了

过去几十年的高速扩张留下了大量历史问题。地方债。城投。房地产。土地财政。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拖欠。金融风险。以及几十年官场运行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和责任链条。一笔十年前形成的地方债，可能经过几任书记、市长。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拿地、融资、规划、建设直到最后出现问题，可能经过十几个部门。一个城投平台运行十几年，可能有大量干部先后签字。问题是：责任究竟算谁的？

与此同时，现实不会因为旧账需要处理就停止运行。地方财政还要运转。工资还要支付。医院还要运行。学校还要开门。债务还要付息。烂尾项目还要处理。地方金融风险还要化解。企业还要招商。经济还需要增长。所以在“旧账谁来背”之外，马上出现第二个问题：今天的新债，谁来处理？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才构成今天官场真正的困境。

六、旧账无人愿背，新债无人愿接

对于一个具体官员而言，这其实是一道非常现实的风险收益题。前任留下一个烂尾项目。你不处理，它首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你一旦接手，就必须重新审批、重新融资、重新安排资金、重新协调利益。从你签字的那一刻开始：你也进入了新的责任链。地方债也是如此。债务可能不是你形成的。但当你负责化债以后，就必须决定：谁先还？谁后还？哪个项目停止？哪笔资金调整？谁承担损失？哪家机构重组？

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而每一次利益重新分配，都可能产生新的责任。更加重要的是，财政纪律并没有因为化债困难而停止。财政部2025年公开通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时，再次明确强调对隐性债务问题实行“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并继续对新增隐性债务、少报漏报和化债不实保持高压监管。〔5〕于是一个官员最安全的选择越来越清楚：

不要成为最后签字的人。

事情解决了，功劳未必属于你。事情处理失败，责任却能够沿着签字和决策链条找到你。能够请示上级，为什么自己决定？能够集体研究，为什么个人拍板？能够拖到下一任，为什么一定在自己任内解决？所以：

旧账无人愿背，新债无人愿接。

这已经不能简单用“干部不担当”解释。如果主动处理问题本身意味着增加个人责任风险，那么避责就不再只是个人品质问题。它会成为一种制度环境下可以预期的官僚行为。

七、官场变成了一场“击鼓传雷”

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场“击鼓传雷”。

今天的中共官场越来越像一场击鼓传花。只不过：花变成了雷。地方债是雷。烂尾项目是雷。城投风险是雷。财政缺口是雷。房地产风险是雷。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雷。只要鼓声还在响，就尽可能继续往后传。能拖一年是一年。能留给下一任，就不要在自己任内解决。能让上级决定，就不要自己决定。能集体研究，就不要个人拍板。能不签字，就不要成为最后签字的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鼓声总有停下来的时候。

鼓声一停，雷落在谁手里，谁就必须处理。处理不好，债务、项目、财政、金融和社会问题都可能转化成政治责任。但是更加麻烦的是：处理好了，游戏也没有结束。一个雷拆掉了。鼓声重新响起。所有人重新坐下。等待下一个雷传过来。这就是今天官场真正的困境：不是官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而是：谁都不愿意成为那个主动拆雷的人。

八、为什么不能干脆放过这些官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持续追责会强化避责，为什么不能干脆宣布：过去的问题适当翻篇，从今天开始重新建立规则？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一句“算了”能够结束的。打一个最通俗的比方。两个孩子打架。本来没有多大事情。今天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拳。两个孩子第二天可能已经握手言和。但是双方家长不同意。你打了我家孩子，这件事情不能算了。另一边马上反驳：明明是你家孩子先动手。然后双方亲戚来了。

朋友来了。老师介入了。旁观者开始议论。有人要求道歉。有人要求赔偿。有人开始翻以前的旧账。上一次是谁先动手？三年前是谁先欺负谁？到了最后，一个非常荒谬的局面出现：

两个最开始打架的孩子已经不想打了，围绕这场冲突形成的所有人却停不下来。

因为问题已经发生变化。最开始的问题只是：两个孩子打了一架。后来变成：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责任？谁应该道歉？谁遭受了损失？谁必须给谁一个交代？这时候，即使两个孩子握手，也已经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九、追责本身，也会产生新的责任问题

今天官场面对的就是类似的责任扩散。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项目。后来审计发现问题。巡视发现问题。纪委介入。财政发现债务。组织部门处理干部。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有人受到处分。有人被判刑。有人被追缴财产。还有人因为同一条责任链受到调查。这时候突然宣布：以前的事情全部算了。马上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已经被处理的人怎么算？已经受到处分的人怎么算？

为什么去年这样做的人受到追责，今年同样的问题却可以翻篇？为什么这个地方倒查，另外一个地方不查？为什么这个干部承担责任，另外一个干部免责？所以追责本身又会产生新的公平与一致性问题。这意味着，大规模追责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怎么开始。而是：怎么结束。

十、人人都想翻篇，但人人都要求别人先把账结清

这才是今天最难处理的问题。官员希望自己的历史责任到此为止。财政部门需要有人解释资金和债务。纪检系统需要处理已经发现的问题。上级要求地方解释为什么政策没有落实。地方要求下级解释为什么项目出了问题。银行关心债务怎么处理。企业关心政府欠款什么时候支付。购房者关心烂尾项目什么时候解决。已经受到处分的人，同样会关心后来的人为什么可以免责。于是形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责任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又要求别人的责任继续追究。所以：

人人都想翻篇，但人人都要求别人先把账结清。

这就是追责最难停止的地方。

十一、一个自我强化的责任循环正在形成

把前面的逻辑连接起来，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循环：增长下降 → 旧账进入结算 → 监督与追责加强 → 官员承担复杂决策的风险提高 → 避责增加 → 复杂问题更难及时处理 → 新问题继续积累 → 今天的新问题成为明天的旧账 → 再次强化监督与追责。这就是本文所谓“官场文革”的真正政治机制。它不是红卫兵。不是群众夺权。也不是1966年的简单复制。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

责任政治取代了增量政治。

过去，官场主要研究的是：新的利益怎么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官场问题变成：过去的责任怎么算。这两个时代的官僚行为逻辑完全不同。

十二、为什么这已经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

习近平当然深刻塑造了今天的反腐体系、监督体系以及官场政治环境。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如果把所有问题全部归结为习近平个人，同样会忽略结构变化。因为任何政治人物终究都会离开政治舞台。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一个领导人离开以后，地方债会自动消失吗？房地产会自动回到过去吗？土地财政会恢复到过去吗？人口结构会自动逆转吗？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利益关系会自动消失吗？

已经产生的历史责任会自动一笔勾销吗？不会。所以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政治选择。只要产生这种政治行为的底层条件没有改变，换人并不等于机制自动消失。

十三、真正的变化：从利益分配进入责任分配

如果中共从来没有富过，问题反而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因为一个长期贫穷的体系，会围绕有限资源形成自己的运行规则。真正麻烦的是：中共富过。而且富了几十年。干部习惯了增长。地方习惯了土地。部门习惯了预算扩张。企业习惯了市场扩张。整个政治体系已经按照：“明天拥有的资源会比今天更多”这个基本预期运行了几十年。现在这个预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问题是：增量怎么分。今天的问题越来越变成：

旧账谁来背，新债谁来处理。过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今天越来越变成责任分配。而利益与责任存在一个最简单的区别：

利益人人愿意拿，责任人人想往外推。

这才是今天中共官场最根本的政治变化。

结语：真正的导演，是局势

因此，把今天所有官场现象简单解释为某一个人的意志是不够的。政治人物当然重要。但是政治人物同样运行在结构之中。真正推动今天官场变化的，是增长退潮以后收缩的利益空间，是过去几十年高速扩张留下来的旧账，是今天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官僚体系不断增加的责任风险。最终，整个官场越来越像一场巨大的击鼓传雷：鼓声响起，继续传。鼓声停止，留下来的人负责拆雷。拆不好，人仰马翻。拆好了，重新坐下。

因为下一轮鼓声已经响起，下一个雷已经在路上。而最困难的问题是：

所有人都知道游戏应该停，但没有人愿意为“停止游戏”承担责任。

这才是本文所说的：官场“文革”。

数据与资料来源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1月17日发布。干部职级数据为立案人数；98.3万人为处分人数；“四种形态”以人次计，口径不同，不作相加。

2. 国家统计局：202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2026年1月19日发布。房地产投资及销售同比增速按官方修订后的可比口径计算。

3. 财政部：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6年3月16日发布。202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48230.82亿元，一般债务175120.36亿元、专项债务373110.46亿元；余额包含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

4. 财政部：2025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上半年报告记载2025年2万亿元额度及已发行1.8万亿元；全年报告确认2万亿元全部发行完毕。发行完毕不等于所有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5. 财政部：关于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2025年8月1日发布。“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用于隐性债务监管语境，涉及新增、少报漏报及化解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非对所有正常化债决策一律追责。

6.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通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理论中国”刊载原文。供文革发动、中央文革小组及党政体系受冲击等历史叙述核对；本文关于当下责任循环的分析是作者判断。